東吳大學簡史
十九世紀中葉，美國基督教會開始來華興辦教育，衛理宗監理會（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, South）於1879年起先後在蘇滬創辦博習書院、宮巷書院及中西書院。1900年，三書院決議合併，以宮巷書院為基礎，在蘇州天賜莊博習書院舊址擴建為大學，1900年12月15日，監理會訂立「東吳大學校董會章程」，推林樂知（Young J. Allen）先生為董事長、孫樂文先生（David L. Anderson）為校長，二十世紀中國第一所西制大學正式誕生。
台北復校，絃歌不斷
1949年4月底，共軍攻佔蘇州，東吳大學外籍教職員被迫離華；10月，大陸易幟，廢除私立學校制度。1952年，江蘇省將東吳大學收歸公有，並籌辦江蘇師範學院。不過，在台灣的東吳大學校友，1951年已在台北為恢復母校而四處奔走。
當時台灣人口接近一千萬，能接受高等教育者卻僅佔小數，因為四年制的大學院校只有四所，即國立台灣大學、省立師範學院、省立農學院及省立工學院，設備及師資亦有不足，每年錄取人數極其有限。東吳大學旅台同學會有鑒於此，乃決定在台灣復校。
東吳復校後的第一步，就是於1951年8月成立校董會。經與同學會數次會商，校董會決定先恢復法學院，並在報呈教育部核准之前，先於台北市漢口街借屋設東吳補習學校。東吳補習學校按照大學制度開課，設法政、商業、會計、英文四科，另設比較法律一科，限大學肄業二年者報考。
1954年，東吳大學獲教育部核准復校，奉准先行恢復法學院，設法律、政治、經濟、會計四系並附設外國語文學系，是為台灣第一間私立大學，東吳大學校董會亦改組為東吳大學董事會。
法學院恢復，最迫切的工作是覓地建校，而另一件刻不容緩的事，就是與東吳的原創辦教會取得聯繫，希望教會儘快與學校恢復當年的關係，協助東吳在台灣復校。不料兩件事都不如人意。
篳路藍縷，師生無怨
購地建校因財力有限困難重重。在台北近郊建校最為理想，但地價昂貴，遠處則因交通不便不能考慮。建校小組自1954年起幾乎每日都在找地，一年將過，但仍毫無進展。此時，法學院各系增班，原漢口街三層樓房不敷應用，乃將博愛路八十三號鶴鳴鞋店二、三樓承租下來，區隔為大小五間教室勉強應付。漢口街的臨時簡陋校舍被稱為「本院」，鶴鳴鞋店樓上為「二院」。體育課只能在星期天借用其他學校的操場舉行。由於地狹人眾，一般人提起「東吳」，就會聯想到「擁擠」。
儘管如此，但師生們並無怨言。因為學校一切措施悉遵教育部規定辦理，所聘教師皆一時俊彥，對學生之課業、考核從嚴，故師生均能共體時艱、堅忍圖強，反使東吳蔚成崇法務實，樂觀進取的校風。
然而，外界的看法並不如此，尤其是當時若干專科學校，因想升格為四年制獨立學院未獲准，乃群起指摘教育部獨厚東吳。教育部壓力沉重，乃指示東吳須早日購地建校，若無法年內完成即撤銷立案。
至於與原創辦教會的關係，東吳大學是美國基督教衛理宗監理會（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, South）創辦，1939年，監理會與衛理宗其他兩支派合併後改稱衛理公會（The Methodist Church）。東吳成立以後，美國基督教其他教派也陸續在中國創辦大學，至抗戰前為止已達十三所。當時有一個為謀求基督教大學共同發展而成立的「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」（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，簡稱UBCCC），東吳於1946年入會。
1949年大陸變色，「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」改組為「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」（簡稱聯董會），並決定用原來十三所大學的經費在台灣成立大學，這就是日後在台灣台中的東海大學。
會督仗義，不遺餘力
衛理公會總部設在紐約。主管美國本土以外傳道事務的機構叫做「衛理公會世界差會海外傳道部」（簡稱差會）。差會拒絕台北東吳大學法學院恢復固有關係的請求，理由是衛理公會已同意聯董會在台灣設立一所基督教大學，並已將捐款撥與聯董會，因此無力再支持東吳，更何況東吳復校事先未與衛理公會磋商，乃建議東吳合併於東海大學。
差會雖不願與東吳恢復固有關係，但當時衛理公會的港台教區黃安素會督（Bishop Ralph A.Ward），目睹東吳人為恢復母校所作的奉獻及努力深受感動，，眾議仗義執言，推動東吳與衛理公會重建關係不遺餘力，差會才答應成立協商小組，研究東吳與衛理公會應維持何種關係。
1957年，東吳購得台北市士林區的外雙溪土地七甲，加上士林鎮公所贈與之土地共十五甲。1958年秋，東吳大學在台復校後的第一幢教室兼行政大樓終於落成，巋然屹立於風景如畫的外雙溪畔，背面是蒼翠欲滴的青山。至此，東吳師生終於擁有屬於自己的校園。
新校舍落成固為喜事一樁，但同年也發生了兩件不幸的事，那就是董事長王寵惠及副董事長黃安素會督相繼去世。這是東吳無可彌補的損失。
東吳大學能在台復校得力於王寵惠董事長，他是中華民國第一位法學家，同時也是東吳的精神支柱。至於黃安素會督，他一直聯同東吳董事會、旅台同學會四出為東吳籌措經費，逝世前三天還興高采烈地為東吳籌款擴校。黃會督自一九五五年起，三年內不斷奔波於台灣、香港與美國之間，到一九五八年秋為止，認捐數目已累積到數十萬美元。
東吳與衛理公會的關係此時仍未明確。黃會督雖已離開人世，但繼任的幾位兼任會督因為常來校視察，比差會的人員更了解東吳。他們每視察一次就對東吳多一分同情，因此都各自在其教區為東吳捐募。雖然為數不太多，但對彌補年度赤字方面確有很大的幫助。
衛理公會既無法擺脫東吳，而原先打算將東吳合併於東海的提議又絕無實現之可能，差會乃建議東吳只辦法學院，如願合作，差會將從優補助云云。但是，恢復完整的東吳大學是董事會及同學會的既定政策，而且教育部核備的名稱是「東吳大學法學院」而不是「東吳法學院」，董事會在教育部備案的名稱是「東吳大學董事會」而非「東吳法學院董事會」。差會的建議遭東吳回絕，差會乃於1962年籌組小組來校考察並作成報告，差會就依據此一報告來決定應與東吳維持何種關係。
小組的報告對東吳頗有好感，建議差會與東吳恢復固有關係，同時對恢復完全大學亦未表示異議。這當然不符合差會的意思，因而於1965年再派員赴台北作評估。差會的態度傾向東吳與東海大學合作辦學，並建議東吳加入聯董會，但聯董會似對東吳頗有成見，只允東吳以準會員名義參加。
恢復建制，堅毅耕耘
1968年秋，教育部同意東吳增設商學及商用數學兩系，同時成立文、商兩學院，恢復大學名義，法學院院長石超庸被推選為復校後首任校長。
從東吳旅台同學會倡議復校起，到教育部正式核准大學建制為止，東吳歷經十八年的艱苦奮鬥，終於達成目標。正當石超庸校長可喘一口氣的時候，卻突然於1968年9月5日積勞成疾與世長辭。繼任校長的是桂崇基先生，他在職雖僅一年，而且並非東吳校友，但他對東吳的愛心及奉獻，卻不亞於任何東吳畢業生。
接替桂崇基先生的，是東吳法律系校友端木愷先生。端木先生於1969年出任校長至1983年退休，是東吳復校後在職最久、建樹最多的校長。他履新後第一件事，就是函請聯董會將東吳準會員資格之「準」字撤消，否則即行退出該會。聯董會反應迅速，立即承認東吳為正式會員，並開始給予援助。
石校長和端木校長可說是上帝特別揀選前來東吳大學奉獻的。石校長耿介嚴謹，表裡如一；端木校長凝重果決，精幹寬和，風趣圓融但不犧牲原則。石校長在職十一年，未曾增加新學系，全心全意致力提高教學水準，為復校不久的東吳打下了根基；端木校長接任後，在堅實的基礎上發揮，十四年間成立了十二個學系，七個研究所，三個博士班。在建築方面，除科學館、圖書館、音樂館、教師研究大樓及教職員生宿舍多幢，又開闢位於台北市延平南路的城中校區。兩位校長一位善於奠基，一位長於開創，前後互應合作，令東吳的校譽與日俱增。
一葉雙枝，青出士林
2000年，東吳大學舉行建校一百周年慶典。時至今日，東吳已設有二十三學系，二十一個碩士班、五個博士班、四個進修學士班（包括一個商學院跨系進修學士班學程）及十一個碩士在職專班，學生總數逾一萬五千人。學校設兩校區，「外雙溪校區」位於台北市士林區的外雙溪，置文、外語、理三學院十六學系，外雙溪山明水秀，視野清朗，毗鄰故宮博物院；「城中校區」位於台北市城中區，設法商兩學院七學系及推廣部，地處台灣政經文教中樞，鄰近總統府、最高法院等政府機關。
至於東吳大學昔日的大陸校區，中國共產黨在1952年進行院系調整時，東吳位於上海的法學院被併入華東政法學院，會計系併入上海財經學院，蘇州的文理學院四學系則就地移交蘇南師範學院。1952年12月，蘇南師範學院改名江蘇師範學院。1982年，江蘇師範學院改制為「蘇州大學」，英文校名則襲用東吳英文校名「Soochow University」。
（賀曾慶節錄自東吳大學前校長楊其銑先生之《坎坷的復校路程》，另參考《東吳大學校史手冊》及Mr.Donald E. MacInnis之《黃安素會督與東吳大學》作補充）
